行政管理方式灵活多样等。
前者是事实导向的，其据以认定的基础是政治实践，属于对宪法规范的异观察。[40] 周叶中主编：《宪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另外，就宪法规定而言，1975年宪法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符合国家元首的三项基本特征。但是，这一标准的论证逻辑显然存在局限。[7]二十年以来，国家主席在事实上也确实发挥着国家元首的作用。那么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较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国家元首为何更具有合理性？笔者认为，1978年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他们看来，国家元首作为对内最高代表的地位与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存在矛盾。
（3）召集议会权，包括令议会停会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而在世界范围内，那些被宪法明示为国家元首的国家机关又是否具有上述所有元首职权呢？现就52国宪法最新中文译本所涉及的国家元首职权进行统计分析并列表如下。政协这几年制定了许多具体的规章制度。
[52]全面修宪较多且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对1975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正的1978年宪法，是以四人帮及其党羽等少数人被捕为代价而出台的，随后通过法律程序（虽然这种程序可能还不很完备）剥夺了其人身自由。我国的这3次全面修宪，每一次都惊心动魄，都伴随着激烈甚至残酷的政治斗争，而这种斗争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程度地逾越了法治的底线，每一次修宪的背后都有一批人陨落——他们轻者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重者付出了人身自由甚至健康和生命。在我国，宪法中部分经济和政治条款的修正案较为明显地体现一种直接利益，如私营企业主对私营企业入宪及其在国家经济中的平等地位有非常强烈的要求，对宪法的相关修正案积极努力地去争取实现之，以谋求自身利益的保护和发展。
宪法原则和规则总是留有余地的，但这种余地是留给立法者还是留给释宪者、哪些是留给立法者哪些是留给释宪者的，有时候并不那么清楚。而在我国，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之间不存在权力协商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无疑要服从全国人大的意志。
[82]无论如何，规则来自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立宪活动与每次政体之争和政权更替形影不离，宪法以新换旧变成了激进与保守的政治势力较量（无论是血腥的还是平和的）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一派战胜另一派的耀眼标志。[90]常委会没有义务对所有的修宪建议一一采纳，因为这些修宪建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它与全国人大面对其常委会或1/5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提案必须讨论不同，因为后者是修宪的一个法定程序，它要求修宪机关（全国人大）必须有所作为，而常委会面对种种修宪建议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应当承认宪法解释的局限性，否则就有可能使宪法解释成为一种诡辩，宪法解释不是抛弃宪法条文而为的任意解释，宪法解释应以宪法规定本身及其所显示之意旨为本，尽管大法官可以根据宪法所体现的内在价值、原则和精神作出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法官解释宪法可以完全超越宪法文本，视宪法条文为无物，任意引用宪法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12]其实，将宪法修正案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听取全民意见，既是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的宪政实践已经证明我们能够做到、做好的，既然1982年全面修宪时能够进行全民讨论，后来的修正案为何不可以讨论呢？如果说每一条修正案都交全民讨论太麻烦、成本太高，那么，每次修正案通过后，在全社会组织的有关对新的宪法修正案的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也是很麻烦、成本很高的。在各国家机关中最有可能直接依宪活动的是议会，而议会一般所依的是宪法正文中的权利规范和权力规范，而不是宪法序言。后者步子小一些，较为温和一些，不那么显山露水。[31]即使制宪者在制宪时可能并没有某种意思，后来的宪法解释者们赋予了其新的含义，但这通常也是指制宪者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不可能预料到后来的情况，如果他们能够预料则一定会赞同这样的解释。
[85]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91]由于这些议案没有达到1/5的提出宪法修正案的人数，因此只能作为一般议案而不能作为宪法修正案提出。
法律问题多是制度问题，宪法作为根本法涉及的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问题，如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机构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职权等，一般不涉及思想、观念、理论问题，虽然在制度设计里面蕴涵着思想、观念、理论，但这些思想、观念、理论一般是通过转化为相关宪法制度或宪法原则后才出现在宪法中、而不是直接表现为宪法文字的。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这种默视行为，如果选出他们的选举单位（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如果有不满，可以通过要求其汇报工作等方式进行监督，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罢免权，如果没有这些表示，也就被认为是默许了自己选出的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表现。
但其中，社会变迁是宪法修改的主要原因，法学界的理论研究对实践中的修宪不能说没有作用，但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对于我们过去已经犯下的错误，我们只能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正，待将来时机成熟、进行全面修正时汲取教训，不要在宪法中过多规定经济制度的内容。讨论是一种参与，是一种更有效的公民教育，通过这种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以及在参与中各种意见的争论，能够使修正案更加完善，也有利于增强公民的主人公感。[68]或许我们正在开始进入一个公民社会，民众对权利的需求及其非暴力的表达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当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已经表现为一种制度诉求的时候，宪法的发展就有了一种社会推动力，这是宪法实施的真正保障。有时候会出现突如其来的风暴，但风暴的酝酿过程或许早已开始，只是未被人们察觉罢了。法国是一个宪法多产的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15次全面修宪，这固然与法国宪法过于刚性而不够灵活有关，但更与法国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有关，在3次君主立宪制、2次帝制、5次共和制的背后，存在着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等各种社会力量较量的纷繁复杂格局。
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所修正的内容似乎超出了修正案应该修正的范围，其中对宪法规则的修改仅有8条（第11条和第25-31条），对宪法原则的修改却有23条，这样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原则的做法引起一些争议。[73]如果直接利益者是少数人，他们就必须争取其他人（主要是那些间接利益者们）的支持，这些中间力量往往认为事情与己无关，或者虽然认为法律的变动会对自己的利益有影响，但不清楚会是好是坏。
对1954年宪法的修正而产生的1975年宪法的出台是最残酷的，它以文革中无数人的生命代价和天下大乱为成本，将一大批掌权者赶下政治舞台，并对其进行骇人听闻的人身迫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些文字的解释而赋予其改革开放的含义，或者说这一段文字中本身就包含有改革开放之意，不断完善、发展、健全等词语都意味着改革，[39]现代化本身也包含着开放。
如果觉得这种表述还没有完全将改革开放之意表达出来，还不够明确，或者人们对此段中是否含有改革开放之意有争论，有关机关可以依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的请求，[40]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根据社会上人们认识的种种分歧主动作出解释，[41]在这里，宪法原有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全面修宪是在原宪法基础上对宪法的全面更新，是对宪法内容进行的较大的调整与改动，这种全面修改一般来说是因为形势有了较大变化，国家的政策有了新的改变所致。
所以，最终的法规不仅反映占上风的社会集团，它也反映败者的影响，即它们有力量施加并真正施加了影响。[7]在我国，虽然从法律上看，修宪权仅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实践中对修宪却有过全民讨论的先例，如1982年全面修宪时对全社会公布了宪法草案，进行了4个月的全民讨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55]而1978年宪法非常明显地是伴随着四人帮集团的覆灭而出现的，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激进派和稳健派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白热化，双方较量的结果以前者被打倒而告终，很自然地，反映四人帮极左力量的1975年宪法寿终正寝，1978年宪法随之产生。在经历了80年代的改革之后，9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怀疑改革甚至反对改革、认为改革违反宪法的思潮，一些人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将抨击的矛头指向了经济体制改革，指责它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
纵观我国宪法修正案的历史，有些内容如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改革开放、其它分配方式、市场调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讨论时就已经提出，但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吸收，有的内容（如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直至1999年才写进宪法。[34]当然，就中国宪法的实施来说，目前的问题不是宪法解释太多太滥，而是太少太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识形态问题固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宪法问题，理论上的突破、哪怕是重大的突破，如果没有引起相关制度的变化，就不应该出现在宪法中。有时候变化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以至当时的人们认为它毫无意义。
当这个少数人是常委会的时候，意味着是由精英提出的，因为常委会委员由全国人大从代表中选出，他们是代表的代表。[8]在我国这样没有、目前也不宜实行全民公决的国家，修改宪法与修改法律之间的程序区别，除了宪法规定表决通过的人数有所不同之外（不论是议会的2/3还是1/2通过，都是议会内部的权限），还应当把公布宪法修正案草案、全民讨论修正案草案作为一个法定程序确认下来。
这一阶段的征求意见通常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并非进行全民讨论，而一定范围又往往是与级别、地位等密切相关的，如1998年年底，中共中央对修宪形成了初步意见后，12月5日将该意见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或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征求意见（这是党内征求意见阶段）。有的国家宪法规定由行政机关、或国王、或总统享有修宪提案权。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其代表以议案的形式提出修宪的已经为数不少，如在1998年的人大会上，谢圣明等31名代表在第611号议案中建议根据党的15大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提法对宪法第7、第8、第11条进行补充和修改。而宪法解释却可以针对所有条款，宪法解释的对象可以是宪法规则，也可以是宪法原则（包括基本原则），不论是原则还是规则，关键是看这些原则和规则是否给宪法解释留有余地。
[58]即利益者们必须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要求，才可能推动法律的发展。而在文明、民主之前增加的富强二字，也并非非增加不可的内容（属于可改可不改的范畴），如果说富强是应该增加的，那自由是否也应该增加呢？还有平等、公平、法治、和谐、团结、繁荣是否都应该增加呢？其实在文明、民主中已有富强之意，一个贫穷的社会不可能是文明的社会，文明应该是指现代文明，而不是指古代文明，而现代文明就包括了一定程度的富裕。
[14]日本学者卢部信喜认为，由于修宪权产生于制宪权，因此修宪权绝对不能改变自己得以产生的基础——制宪权和人民主权，否则将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各国宪法对有权提出宪法修改动议的主体都作了规定，有的还对这些主体行使修宪动议权规定了一定的条件。
[96]笔者同意我国多数宪法学者的意见，应当由国家主席公布宪法及其修正案较妥。一、宪法修改的限度宪法修改与宪法制定明显不同。